那些爱作死的“反中”学生 不如多做些这种事……

香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让人们意识到了国家安全法律化的工作推进,在这里确有其适切性和必要性。

 

近日,香港警方拘捕了本地激进政治组织“光城者”的多名成员,并揭发了该组织企图策划恐怖袭击的行动。该组织曾计划于7月在香港多处地方放置爆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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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留意的是,在被拘捕的人当中,包括了被怀疑是“金主”的香港浸会大学持续教育学院公关及传讯主任杜倚狮。这是目前为止,首次明确曝出有香港本地大学的管理人员参与极端政治活动的案例。

 

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卫炳江昨日(7月7日)就向师生发电邮证实,大学一名职员因涉嫌与一宗由极端政治组织策划的恐怖袭击计划有关的案件而被捕,并表示校方已即时暂停被捕职员的职务。

 

与此同时,昨日香港法庭的一宗判决也涉及学生群体。

 

2019年11月反修例运动爆发期间,有示威者与警方曾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号桥一带发生冲突,其中4名当日被捕的男女,此前已被控告暴动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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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法官裁定这4名被告中,一男一女暴动罪名成立、另一名中大男生被裁定违反禁蒙面法罪成、只有最后一名在香港理工大学就读的被告被裁定无罪。

 

这是首宗涉及“中大暴动”的案件。而事发当日,大批穿着黑衣的示威者,不但用垃圾桶等杂物堵路,还有人向警方投掷汽油弹。这次事件之后,中大校园已是“遍体鳞伤”,破损不堪。

 

事实上,这两宗事件的嫌疑人们,意图与动机上多多少少都带有针对香港警方的敌意。这种敌意的最新延展,是最近发生在七一回归纪念日上的铜锣湾“孤狼”刺警案。

 

尽管这种极端主义式的袭击伤人行为,无论是在法律还是道德层面,都绝不可能为任何一个社会所接受,但在政治氛围复杂的香港,至今依然有很多人选择悼念这名行凶者。

 

昨日是铜锣湾刺警案发生后的整整一周。网上有人呼吁,当日是袭警并自残死亡的行凶者梁健辉的“头七”,号召人们为其进行悼念。

 

从当日的现场看,仍然有一些身着黑衣的市民赶到事发地点鲜花。警方更是在当晚,分别从一男一女两名疑似参与者的身上搜到了攻击性武器。这不得不令人又捏了一把汗。

 

实际上,自前年就一直持续的暴力破坏行径,因《港区国安法》在去年出台而大幅收敛,但至目前,仍然会有零星案例危害社会稳定。

 

对此,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就表示,最近的案例显示香港已有恐怖活动滋生的迹象。他批评至今仍有少数人尝试美化和合理化一些恐怖活动,并称任何想“淡化恐怖活动的人,都将是千古罪人。”

 

上述的三宗新闻,实际上多多少少都能从中看到香港学生群体的身影。近年来,无论是大学生还是中学生,香港年轻学生群体的政治意识极端化、激进化的倾向,其实是很令人忧心的。

 

另一方面,香港学生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渠道参与进社会政治活动,其实也与香港独特的校园结社文化和社团发展制度密不可分。

 

事实上,在“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下,香港保留了长期以来养成的校园社团文化及结社形态,大大小小的学校都会给予学生社群或学生会组织充分的自主空间。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基底。因为它能培养学生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组织领导力,而学生们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也能更有发挥施展自我能力的空间。

 

但遗憾的是,如今很多香港学生组织将这种优势和自身的精力,都用错了地方。

 

就像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昨天通过动议的方式,公开作出为梁健辉默哀一分钟,对其表示“深切哀悼”,以及“感激”其“为香港作出的牺牲”等表态。这种表态就极为不妥,已经违反了一个现代社会所该有的最基本的人道价值观。

 

而与此同期,大约前天夜晚,内地十余个高校性少数和女权主义社团的公众号被集体封禁一事,在香港并未引起过多注意,但这个事情在内地却引发了广泛讨论。很多论者揣测,今次事情可能与内地一些地方正在收紧大学社团发展形态的气氛有关。

 

不知道香港的学生会组织有没有意识到这点,这仍然从侧面说明了“一国两制”至今也丝毫没有走样,香港校园里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空间依旧如初。

 

香港的学生会组织应当意识到这是多么珍贵和值得珍惜的一件事,所以,就更应该将这种香港独特的校园文化和基本法所赋予的学生参与改善社会的权利,好好利用到真正需要解决的那些社会问题上,比如:如何维护社会少数边缘群体的权益、如何解决公共政策暂时解决不到的民生疑难……而不是将之用在政治操弄上,用来对抗政府和国家。

 

香港的学生会成员们,真的应该认真想想这个问题了。